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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佛教的现代管理之变:当佛爷、波章遇上佛协

导读:南传佛教的现代管理之变:当佛爷、波章遇上佛协核心提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南传佛教展示出很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也有 成长的烦恼 。目前南传佛教面临的不是简单的生存问题,而是以何种形式更好地存在以...
南传佛教的现代管理之变:当佛爷、波章遇上佛协

核心提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南传佛教展示出很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也有 成长的烦恼 。目前南传佛教面临的不是简单的生存问题,而是以何种形式更好地存在以及发展的困境。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话,将会引起整个中国南传佛教内部的混乱,其 蝴蝶效应 将会波及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及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社会的稳定。部分摘选:

中国南传佛教面临着转型的困境(图片来源:资料图)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近年来信仰南传佛教地区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例如西双版纳总佛寺的重建开光、橄榄坝曼听佛塔寺举办的禅修活动、德宏州勐焕大金塔的建成等无不在向人们展示着当代中国南传佛教迅猛的发展态势。但是发展中的南传佛教也有 成长的烦恼 ,目前它面临的不是简单的生存问题,而是以何种形式更好地存在以及发展的问题。具体反映在管理模式方面,就表现为在管理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话,将会引起整个中国南传佛教内部的混乱,其 蝴蝶效应 将会波及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和我国佛教分布格局的稳定以及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社会的稳定。笔者拟从中国南传佛教管理现状、困境及其对策建议三个层面进行详细论证。

一、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管理现状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管理体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实行双线管理模式,即佛教界内部自身的管理模式和佛教界外部的波章管理模式同时存在、共同管理的模式。正是由于这一模式运行有效,使得它对于世俗社会的影响不是去通过控制性地介入和管理,而是以富有地方特征的建设性介入方式去影响世俗社会。

这是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的一大特色,也是其至今仍然在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原因。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佛教团体,尤其是佛教协会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格局的影响较大,以至于形成了目前中国南传佛教多线管理的现状。

(一)中国南传佛教固有的传统管理模式

1.以世俗社会组织制度为范本形成的金字塔型佛教管理系统

就佛教界内部自身的管理而言,与世俗社会组织管理体系相对应,它形成了金字塔型的佛寺、佛塔管理模式,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而是由很多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层层累加,最终组合成一个稳固的大金字塔型模式。

所谓金字塔型模式是这样分布的:在金字塔尖是总佛寺,总佛寺下面是勐级佛寺,勐级佛寺下面是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面是各个村寨佛寺。体现在管理方面就是:总佛寺负责管理勐级佛寺,勐级佛寺负责管理中心佛寺,中心佛寺又负责管理其下面的各个村寨佛寺,层层管理,分工明确,逐步形成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管理模式。塔尖是整个西双版纳地区最大的总佛寺 洼龙 ,位于原景洪宣慰街,统辖着整个西双版纳的佛寺。各个勐级佛寺设在各个勐的土司所在地,相互之间没有管辖权,它们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不能参与、干预对方的佛教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勐级佛寺又在其辖区内形成了以此为金字塔尖的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每个勐的 洼龙 佛寺处于金字塔型管理模式的塔尖,相当于每一个勐的总佛寺,其下又设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面就是各个村寨的佛寺,又逐步形成了一个总佛寺负责管理中心佛寺,中心佛寺负责管辖各个村寨的佛寺的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

。这些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形成后就属于整个西双版纳地区最大的总佛寺金字塔型管理模式中的一员,共同构成其基础,相互之间地位平等,互不干涉。

在佛塔管理体系方面,与此寺院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相对应,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塔的组织管理系统方面也是具有严格的金字塔型的管理特征。但是只有中心佛寺才能建有佛塔。

2.中国南传佛教的波章管理体系

除了佛教界内部的管理模式外,中国南传佛教还形成了一个波章管理体系。其中波章角色的设立对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标志。

波章是曾经在佛教寺院内修行并达到 佛爷 这一级别,后来又还俗的世俗之人,在民间,他被称为 康朗 (傣语为 知识分子 ),只有具备 康朗 身份后,他才有可能被选为 波章 ,但并不是所有的 康朗 都可以成为波章的,他要修行达到一定僧阶后才可能成为波章。

波章在管理层面上可以同时与佛教界和世俗社会进行沟通和融合,这是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不同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管理体系之处。就佛教事务管理的角度来看,波章是佛教仪式的主持者,是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的沟通者。在举行佛事活动仪式时,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德宏的阿昌族和德昂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具有神圣的权威性。

他负责组织信众进行佛事活动,在寺院经济的管理方面,他要参与佛教寺院、佛塔的管理工作,对佛寺、佛塔的建立、维修以及相关事项负责,对寺院的经济负责或参与管理,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经济管理体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可以代表寺院与世俗世界进行经济事务活动。但是,他却属于世俗之人,在平时他们不脱离生产,未享有任何宗教特权,参加宗教活动时也无报酬。他可以管理信众,却不得管理佛教内部事务,不得干涉管理僧团。出于对佛教的执著,他无私地参与佛教事务的管理。

与中国南传佛教金字塔型管理模式相对应,在民间的波章们也存在一个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即以总佛寺波章为顶层,逐渐向下分布,形成总佛寺 中心佛教 村寨佛寺的管理结构,其中由于村寨佛寺波章由中心佛寺波章负责管理,而中心佛寺的波章就由总佛寺的波章管理。另外,在数量方面,由于基层的村寨佛寺数量较多,故各个村寨佛寺的波章数量总和较多,逐级向上递减,到总佛寺时为最少。应该说,正是这样的世俗性的波章管理制度的存在才使得南传佛教管理触角深入到基层,使佛事活动有序地开展。

(二)佛教协会的组织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宗教工作放在了重要的地位,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傣族地区的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解除了南传佛教与封建土司制度的依附关系,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空前团结,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也呈现出新变化。1953年6月3日,一个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联合组织 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确定其宗旨为 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 中国南传佛教长老祜巴勐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这是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第一次携手,是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大事。从此,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开始交往,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1957年2月25日,德宏地区汉传、南传佛教界各派160名代表共同在芒市菩提寺召开会议,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德宏州分会,会长为伍古腊,副会长为伍末利亚(傣)、召过铁(傣)、佛耀(汉)、幻光(汉)、龚缦(傣)、思鸿升(傣)等,中国佛教协会特致电祝贺。

1957年6月21日至24日,临沧地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佛教界朗德哥、英刀片、英德戛等大长老召集临沧地区佛教代表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临沧专区分会筹备委员会。同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临沧专区分会。[5]1963年3月21日至31日,在景洪召开由93名傣族、布朗族代表参加的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成立大会,选举松列 阿戛牟尼为会长,通过了有建设性的《关于西双版纳佛教内部若干问题的协议》和《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分会章程》,并报送中国佛教协会。

1963年6月,来自云南各地的傣、汉、藏、布朗、德昂、纳西、佤等民族佛教代表参加了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佛教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云南省佛教徒的联合组织 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会议选举南传佛教长老松列 阿戛牟尼为会长,藏传佛教松谋 昂旺洛桑丹增嘉措、汉传佛教长老自性等八人为副会长,这是云南佛教汉传、南传、藏传三大部派共同管理佛教事务,也是现代云南佛教教派和睦、民族团结的真实体现。

云南省佛教协会自1981年恢复以来,如期换届,正常运转,全面指导云南佛教工作。规章制度健全,主要负责管理宗教活动,培养僧侣,管理信众,开展对外宗教文化交流,指导县佛协工作等等。西双版纳州现有州佛教协会1个,县佛教协会2个。德宏州现有1个州佛教协会,5个县佛教协会。2005年12月28日,临沧市佛教协会成立。

目前,除了云南省佛教协会之外,在南传佛教流传的地州(市)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设立了州佛教协会,有22个市(县)成立了市(县)佛教协会。现在南传佛教的管理工作常常是以云南省佛教协会为龙头,以地县(市)级佛教协会为辅翼开展工作。